【導語】被稱為“史上最嚴高考”的剛結(jié)束，與考試相關的話題無疑是這個夏天的熱點。今天的高考，與古代的科舉考試相比，有哪些差別，又有哪些“似曾相識”的地方呢？鳳凰網(wǎng)國學頻道特邀著名科舉史專家、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李兵教授開設“科舉那些事”系列專欄，從備考、應試、閱卷、錄取等系列環(huán)節(jié)，揭開古代“高考”的神秘面紗。本文為該系列第十七篇，未經(jīng)授權，請勿轉(zhuǎn)載。

隨著各省市高考分數(shù)線陸續(xù)公布，新一批的高考狀元也開始陸續(xù)浮出水面了，這些“學霸”也引來了大量的圍觀，他們也瞬間成為“網(wǎng)紅”。不止他們過去的學習情況被翻出來，他們未來被哪所學校錄取，讀什么專業(yè)都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。

鼎甲游街圖

“狀元”是科舉制度的產(chǎn)物，是科舉考試第一名，殿試制度確立之后，是指殿試第一名，由皇帝欽定。在中國的傳統(tǒng)戲劇中，狀元更是科舉制度的代表和象征，民間不少人將科舉直接理解為“考狀元”。狀元是科舉功名中的最高榮譽，狀元及第有大魁天下、獨占鰲頭之美譽�！坝黹T三汲浪，平地一聲雷�！边@是科舉時代經(jīng)常用來形容進士尤其是狀元及第后命運驟然改變的一聯(lián)詩句。宋太平興國三年狀元胡旦在及第之前曾說：“應舉不作狀元，仕宦不作宰相，乃虛生也。”宋代狀元登第儀式風光無比，尹洙曾說：“狀元登第，雖將兵數(shù)十萬，恢復幽薊，逐強蕃于窮漠，凱歌勞還，獻捷太廟，其榮亦不可及也�！痹谝�洙看來，軍功再大，也比不過考個狀元榮耀。元代重新開科之后，對狀元也禮遇有加，并誦有“一封天子詔，四海狀元心”之詩。

中國科舉史上第一位狀元是唐代武德五年（622）的孫伏珈，最后一位狀元是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甲辰恩科的狀元劉春霖，中國科舉史上共計產(chǎn)生了800多名狀元。有學者統(tǒng)計，中國科舉史上共產(chǎn)生了592名狀元。清代共開科112次，因順治九年（1652）、十二年（1655）分滿漢榜，因此有狀元、榜眼、探花、傳臚和會元分別114名。狀元的地區(qū)分布是：江蘇49名，浙江20名，安徽9名，山東6名，廣西4名，直隸、江西、湖北、福建、廣東各3名，湖南、貴州各2名，順天、河南、陜西、四川各一名，八旗3名。奉天、山西、甘肅、云南沒有狀元。

如果一人兼有解元、會元、狀元，稱為“三元及第”、“連中三元”，那就是更大的榮譽。歷代連中三元者有唐代的張又新、崔元翰、武翊皇3人，宋代有孫何、王曾、宋庠、楊寘、馮京、陳堯叟、何渙7人，金代有孟宗憲，元代有王宗哲，明代有黃觀、商輅2人。清代有二名：一是乾隆四十六年（1781）辛丑科狀元錢棨，為江蘇長洲人；一是嘉慶二十五年（1820）庚辰科狀元陳繼昌，廣西臨桂人。

明清時期，考中狀元之后，直接授狀元授翰林院修撰，為從六品。狀元初次授官的級別雖然不高，但是上升空間比較大。盡管在戲曲中，有很多中狀元之后招駙馬的情節(jié)，比如《鍘美案》中的陳世美便是其中一個典型的例子。在很多人心中，只要考中狀元就可以成為駙馬爺，這是似乎是一個固定的情節(jié)模式。

實際上，陳世美只是一個戲曲虛構(gòu)的人物，真實的陳世美也不是一個忘恩負義的小人。在中國科舉史上，狀元被招為駙馬的僅有唐代的鄭顥一人。鄭灝是唐會昌二年（842）壬戌科狀元，他得到了唐宣宗的賞識，將萬壽公主嫁給他，成就了狀元郎成駙馬郎的佳話。為什么只有鄭灝一個狀元做了駙馬呢？其實原因不難理解，首先，是因為能考中狀元的人年齡都是比較大了，至少也在30歲左右，這樣年齡的男性在古代早已結(jié)婚。這樣，皇帝肯定自然不會考慮將女兒許配給這些已經(jīng)結(jié)婚的狀元了，哪個皇帝都不會讓自己的女兒成為狀元的妾，俗話說“皇帝的女兒不愁嫁”。其次，公主是皇帝的女兒，自小在宮中長大，有一個無以倫比的父母，娶她回家，肯定要當皇帝一樣供著，得小心伺候，不能有絲毫的得罪，要不然告到皇帝那里，駙馬一定會吃不了兜著走，因此，對于已經(jīng)取得了狀元的讀書人來說，也不一定會愿意去公主為妻子。

我們現(xiàn)在各省市高考狀元是由成績決定，而狀元是皇帝欽定的。正因為殿試體現(xiàn)著皇帝的絕對權威，皇帝的金口玉言確實能決定考生的名次。中國歷史上確實有皇帝根據(jù)姓名確定狀元的記載。清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），朝廷改變之前是由讀卷官進呈前十名考生試卷的做法，由讀卷官直接帶著前十名考生拜見皇帝，由皇帝當面確定。到第二年殿試之后，讀卷大臣把前十名考生帶來見皇帝。讀卷官把自江蘇的趙翼名列初定為第一，來自浙江的胡高望為第二名，來自陜西的王杰為第三名。乾隆皇帝問：“本朝陜西是否出過狀元呢？”讀卷大臣回答說沒有。于是，他將趙翼與王杰的名次互換，將王杰定為狀元，趙翼為探花。在傳臚大典時，三鼎甲出列，行跪謝大禮的時候，坐在龍椅上的皇帝隱隱約約地看見趙翼身上帶了一串珠子，與其他兩個人都不同，就問自己的小舅子、軍機大臣傅恒，趙翼這身打扮有幾個意思呢？傅恒說：“這是趙翼用遺珠來表示不滿，他對自己只得了個第三名探花有怨言，來抱怨您遺珠”乾隆帝向大臣們解釋了不取趙翼為狀元的原因：“趙翼文章確實不錯，但江蘇、浙江的狀元已經(jīng)很多了，狀元不算是稀罕之物。陜西就不同了，本朝陜西還沒有狀元，我現(xiàn)在給陜西一個狀元，也不算過分。”這讓人們覺得趙翼真是有才，連皇帝都要向他解釋沒有取他為狀元的原因，他因此聲名大振。但是，這種帶領前十名進士面圣的做法只實行了這一次，就停止了，也成為特例。

清代蕭錦忠“狀元及第”匾額

盡管如此，有關于皇帝根據(jù)自己喜好確定進士排名的故事也屢見不鮮，民間甚至有因為名字而失去狀元的故事。

據(jù)《罪惟錄》記載，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），秦鳴雷、瞿果成、吳情等300名貢士順利通過殿試，成為新科進士。在確定最后排名時，負責具體讀卷的官員擬將吳情確定為第一名，上報給皇帝。嘉靖皇帝看到這份名單，看到第一個名字叫“吳情”，而這在北方方言中“吳情”與“無情”的發(fā)音完全相同。他皺了一下眉頭，慢條斯理地說：“如果朕將吳情確定為第一名，那豈不是讓天下人說朕也是吳情第一嗎？！”這時，他又看到第提供的名單上還有一個名字，叫秦鳴雷。看到這個名字，皇帝好像恍然大悟，因為他昨天晚上做了個夢，夢見巨雷轟響。于是，他將秦鳴雷定為狀元，而吳情就因為名字而失去了狀元。

其實，早在永樂年間就有新科進士因姓名而失去了狀元的故事。永樂二十二年（1424），殿試之后，明成祖原本準備錄取孫曰恭為狀元，但仔細一看，總覺得這個名字不爽，這是為什么呢？原來古代是豎行書寫，這樣“孫曰恭”后面的“曰恭”兩個字疊起來，就很像“暴”字�；实塾X得如果將孫曰恭錄取為狀元的話，好像是宣傳暴力。在殿試官員提供的名單中，恰好有一個邢寬的名字，在他看來“邢寬”正好寓意“刑寬”。于是，明成祖毫不猶豫地將邢寬定為狀元。為什么明成祖對“暴”字那么敏感呢？這可能與他以武力從侄兒那里奪取帝位有關。明成祖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個兒子，被封為燕王，多次受命參預北方軍事活動，兩次率師北征。朱元璋晚年，太子朱標、秦王朱樉、晉王朱棡先后死去，這樣燕王朱棣無論在在軍事實力上，還是在家族的尊序上都成為地位最高的王。但是，朱元璋死后，朱棣并未當上皇帝，繼位的是朱標的長子、建文皇帝朱允炆。建文帝為穩(wěn)固自己的統(tǒng)治，下令削藩，意圖是瓦解各王的實力。各王對此十分不滿，身為皇叔的朱棣趁機發(fā)動戰(zhàn)爭，最終攻入南京，奪取皇帝大位。這樣一位以暴力方式從自己的侄兒那里奪取皇位的皇帝，自然會對“暴”字比較忌諱，轉(zhuǎn)而喜歡“刑寬”，這也是容易理解的。

清代同樣有因姓名定狀元的傳聞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殿試，讀卷官呈上前十名的考卷，請乾隆皇帝定最后的名次。在讀卷官那里，胡長齡被排在第十名�；实蹖⑦@十份考卷從頭至尾都瀏覽了一遍，發(fā)現(xiàn)最后一份考卷的名字叫胡長齡。他覺得特別有意思，為什么呢？因為這個時候，乾隆已經(jīng)八十歲了，很希望自己能長命百歲。而他知道，在中原地區(qū)，滿族被看作胡人，他覺得胡長齡這個名字真吉利，預示著自己能長壽。于是，他笑著說：“胡人都長壽嘛！”就將胡長齡定名為狀元，大魁天下。

清代曹鴻勛“狀元及第”匾

與胡長齡一樣，王壽彭中狀元也被傳為是因為名字的原因。王壽彭家境貧窮，常常在豆油燈下苦讀，光緒二十七年（1901）中舉人，1903年殿試第一甲第一名。這一年舉行科舉考試，正好趕上慈禧太后老佛爺七十大壽，因此這一科被稱為“萬壽科”。面對日益衰敗的國勢，慈禧太后的心情也一直好不起來。為了能讓慈禧老佛爺高興，這次的讀卷官特地選了王壽彭作為狀元人選。為什么這么選呢？原來王壽彭的名字寓意著長壽，壽彭的意思可以理解為可以和彭祖一樣高壽。彭祖是誰呢？彭祖是傳說中的老壽星，活了800歲。而且“王壽彭”這個名字的字面意思更吉利，可以直接理解為“王壽膨脹”。讓王壽彭選為狀元，加上正好是慈禧太后的萬壽科，祝愿慈禧太后能長命百歲，也希望茍延殘喘的清廷能千秋萬代地延續(xù)下去的寓意就很明顯。

而有關慈禧太后因自己喜好改變殿試進士名次的傳說中，流傳最廣的是改劉春霖為狀元的傳聞。光緒三十年（1904），清朝舉行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殿試，讀卷官初步確定的狀元是朱汝珍，榜眼是劉春霖。當擬定的前十名考卷被呈送給慈禧太后，這位老太太立即陰沉著臉，這讓讀卷官們心驚肉跳，他們各自心里都在嘀咕，難道名單有什么不妥當嗎？原來，擬定的狀元朱汝珍的名字中有個“珍”字，她立即就聯(lián)想到前不久剛剛被自己害死的珍妃。八國聯(lián)軍攻入北京，慈禧太后在逃跑前，下令將光緒皇帝最寵幸的珍妃推入井中淹死了。朱汝珍的名字讓她立即想到了慘死的珍妃，感到心頭一陣冰涼。當她繼續(xù)往下看，看到朱汝珍是來自廣東的考生。廣東人也讓她十分傷心，遠的不說，太平天國是廣東人洪秀全等人帶頭“造反”，讓清廷元氣大傷，自己也沒有為太平天國的事情少操心；前幾年的戊戌維新運動，又是廣東人康有為、梁啟超蠱惑光緒皇帝，最后自己不得不再次“親政”，殺了譚嗣同等維新派，讓自己背上了頑固派的罵名。眼下領導鬧革命的孫中山也是廣東人。她心里想：“這么多的煩心事都是廣東人給我?guī)�來的，這些廣東人真讓我高興不起來，我再也不能讓廣東人中狀元了”。

于是，她繼續(xù)看這份錄取名單，發(fā)現(xiàn)第二名的劉春霖的名字很吉利。當時正遭遇大旱，很渴望有一場大雨來緩解旱情，而“劉春霖”正好寓意“春風化雨，普降甘霖”。選他為狀元，也能表達慈禧太后關心百姓疾苦；唐慈禧太后動心的另一個原因是劉春霖的籍貫，他的籍貫是直隸肅寧人，“肅寧”寓意可以讓清末混亂的局面能迅速得到解決，實現(xiàn)社會的安寧、穩(wěn)定的大好景象。于是，慈禧太后毫不猶豫地用朱筆將劉春霖定為狀元，他也成為“第一人中最后人”，即最后一位狀元。朱汝珍則被改為榜眼。

這些傳說或者故事都是以歷史上真實的人物為主角展開，有些甚至記載在史書上，那么這些故事或者傳聞是否符合歷史真相呢？皇帝能根據(jù)自己的喜好排定甚至取消名次嗎？

我們認為這些故事或傳聞基本上是不符合歷史真相的，只是人們的一種附會而已。為什么這么斷定呢？因為在殿試的程序中，讀卷官將排在前十名的試卷呈送給皇帝時，試卷還是彌封的，也就是說皇帝也看不到考生的姓名和籍貫，只能根據(jù)文章的好壞來確定考生的排名。換言之，殿試的嚴密制度實際上使得皇帝無法根據(jù)考生的姓名或者籍貫來確定考生名次。

那么為什么會出現(xiàn)這么多傳聞呢？這主要是由于狀元的名字實在是太引人注目了，每次狀元的姓名都會令人羨慕不已，更有人會打聽或者揣摩新科狀元的能獨占鰲頭的原因，很多人自然會分析姓名是否暗含著中狀元的有利因素。當這些人通過登科錄來分析時，自然就可以發(fā)現(xiàn)這些狀元的姓名中存在一些有利條件，而且還會找出這一科中一些不吉利的姓名來進行比較，這樣，再聯(lián)系當時社會或者朝廷發(fā)生的事情，人們自然就可以附會出一些故事來。在大多數(shù)人對殿試的程序并不熟知，而只知道皇帝可是金口玉言，以為皇帝可以決定一切。對于普通百姓來說，這些附會出來的傳說或者故事就等同于歷史真實，而且還會將其作為歷史真實來進行傳播。

清代狀元冠上的“三枝九葉”冠飾

對這些傳說或者故事，作為當事人的考生又是什么態(tài)度呢？殿試僅僅是一次排名考試，并不淘汰考生，只是為通過會試的貢士排名次而已，這些能通過縣試、府試、院試、科試和鄉(xiāng)試、會試的考生完全可以算是萬里挑一的好手了，他們的水平相差并不大。加上殿試只要求考生圍繞一些無關國是的問題寫一篇策論，無法真正考查考生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。而且，殿試的主考官是皇帝，考生們在皇帝門前豈敢隨意發(fā)揮，更不敢針砭時弊，甚至想著恭維、贊揚皇帝，以換個好名次。因此，僅憑考生答卷的內(nèi)容無法判定高下。于是，讀卷的考官就將答卷的書法作為評分的主要標準，至清代中后期，殿試名列前茅者都能寫出超凡的館閣體小楷。

末科狀元劉春霖出身貧寒，自幼被寄養(yǎng)在肅寧伯父家中，后進入河北保定的蓮池書院學習。蓮池書院的名人書跡甚多，現(xiàn)在還有《蓮池書院法帖》刊行。在蓮池書院期間，劉春霖潛心學習，文章書法都出類拔萃。他所寫的“館閣體”小楷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，當時社會上甚至有“大楷學顏真卿，小楷學劉春霖”的說法。在考中狀元之前，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見了他的書法，都是贊嘆不已，并預言他能考中狀元�？梢�，劉春霖具備高中狀元的實力，他的狀元桂冠也絕非他吉利的姓名所帶來的。商衍鎏先生是劉春霖榜的探花，他在1958年寫的《我中探花的經(jīng)過——并談光緒甲辰科殿試鼎甲名次變易的實在情形》中，回憶了光緒甲辰科殿試鼎甲名次變易的“實在情形”，將他的這段文字抄錄如下：

光緒甲辰科五月二十一日殿試，派讀卷大臣八人，為王文韶、鹿傳霖、葛寶華、陸潤庠、陳璧、李殿林、張英麟、綿文。讀卷畢，于二十四日將試卷的前十本進呈，時前四本名次是朱汝珍、劉春霖、張啟後、商衍鎏（按進呈時卷尚彌封，不知何人。此時追述當時的名次），及進呈后，光緒帝易劉春霖第一，朱汝珍第二，商衍鎏第三，張啟後第四，詔見讀卷大臣發(fā)下，謂第二卷比第一卷寫得好，第四卷比第三卷作得好，所以互易。此為讀卷大臣陸潤庠面告鎏者。陸師又言：當卷未進呈以前，于公同轉(zhuǎn)閱的時候，尚有一小變動，朱汝珍分在王文韶手，王為大學士，官階列在最前，故以朱卷第一本，劉春霖分在葛寶華手，其官階次序第三，公閱時以此卷書法特佳，尤得鹿傳霖稱贊，葛愿讓出此卷給鹿，由于鹿傳霖官階列第三，故將劉春霖卷置于第二本。張啟後卷為葛寶華挑中，按葛之官階，張啟後卷應置于第三本。原先鹿傳霖選中的鄭言卷，在公同轉(zhuǎn)閱時，為陸潤庠看出鄭卷內(nèi)有錯字，乃請鹿另選一本，即鎏卷。之后鹿復請此卷讓與陸，陸也欣然同意，將鎏卷置于第四。故進呈時是朱第一本，劉第二本，張第三本，商第四本。光緒閱后又將第一、二本，第三、四互易，所以劉為狀元，朱為榜眼，商為探花，張為傳臚。此是當日確實的情形，外間鮮有知者，特述其原始始此。

在拆卷之前，皇帝確實是看不到考生姓名和籍貫等信息的，也就談不上他們會因為考生的姓名和籍貫而確定名次的問題，而且劉春霖中狀元是光緒皇帝喜歡他的答卷而欽定的，跟慈禧太后是沒有關系的。商衍鎏先生說筆記資料上記載的關于朱汝珍、劉春霖二人的事情都是“毫無憑據(jù)”的。

與劉春霖一樣，王壽彭也是出身貧寒，發(fā)奮苦讀，在縣試、府試中都是以第一名的成績及第，他的書法水平也相當高，時人以能得到他的片紙只字為榮。高中狀元之后，有人告訴王壽彭，說外面有傳聞，他能中狀元是因為姓名吉利。他當即就寫了一首打油詩：

有人說我是偶然，我說偶然亦甚難。

世上縱有偶然事，豈能偶然再偶然。

應該說，王壽彭以自己的經(jīng)歷否認了這些傳說和故事的真實性，而且他否定的理由是符合歷史真實的。盡管這些傳說或者故事不是歷史真實，但也折射出科舉、狀元在民眾心目中的崇高地位，并且總是將它作為談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