聽千年學府岳麓書院里悲歌陣陣

    岳麓書院在，白鹿洞書院在……朱熹一生開辦、修復、主講70所書院，從他一出生就開始算，平均每年一所書院，都分布在江南岸。武昌起義后，以曾國藩、李鴻章、袁世凱為代表的和平演進路線和以孫中山、黃興、宋教仁為代表的共和革命路線，一旦握手，清帝就退位了。

歷史學者 李冬君 為經(jīng)濟觀察報《觀察家》撰稿

書生的心氣

朱熹在岳麓書院講學時，一早就爬起來，跑到岳麓山頂看日出。看到日出，就大吼一聲：“赫曦!”“赫曦”的意思，就是“東方紅，太陽升”。

沒想到，他那一嗓子居然吼出了天命，從此余音繞山，召喚著一代又一代湖湘書生。后來從那書院里，終于走出了一位“赫曦”人物。那人“獨立寒秋”，望“湘江北去”，問“蒼茫大地，誰主沉浮?”如此書生意氣，只有書院能培育出來，它的緣起，便在朱熹那一喝里。

湖湘文化，被朱熹那猛然一喝開了竅。那書生意氣，本就是帝王學根苗。這根苗就在自家身心里，“管卻自家身與心，胸中日月常新美”，這便是“作新人”了。但還不夠，還要“做大人”�！按笕恕鄙稑觾�?“丈夫何事足縈懷，要將宇宙看稊米”，牛!比“吾心即是宇宙”還牛!

書生意氣長大成圣人氣象，這就夠了么?不夠。光有內圣——“做大人”還不夠，還要外王，去做超人�！把鍪着誓隙�，翻身倚北辰，舉頭天外望，無我這般人!”這人夠“超”了吧?還有更超的，直接向昆侖山下手：安得倚天抽寶劍，把汝裁為三截!

這樣的氣象，不是一句“赫曦”就可以打發(fā)得了的，它已不純是圣人氣象了，既有君道同體，也有圣王合一，多少還帶有些“霸王道雜之”。做超人是要有霸氣的，“六經(jīng)皆我注腳”，乍一看，便似禪，如禪之呵佛罵祖，推倒偶像一般，這樣禪狂氣，放在帝王學里，便是霸氣。

湖湘文化里的霸氣，是從心學來的，把心學帶到岳麓書院里來的，并非那位“舉頭天外望”的陸九淵，而是“致良知”的王陽明，青年毛澤東那首《七古·送縱宇一郎東行》的詩里，第一句就是“名世于今五百年”，他大概自己也沒有想到，從王陽明到毛澤東，這期間，大約五百年。

心學的霸氣里，是含有兵法的。陸九淵雖未用過兵，但他“知荊門軍”時，依山川形勢，從容部署，訪求勇士，議復國大略，已顯兵家風范。而王陽明，則是眾所周知的大兵家，他那兩手破“賊”功夫——用兵破“山中賊”，講學破“心中賊”，兩手都很硬，連曾國藩也要佩服。

兵法之本，在于立心。立心以“定”，而有主體性;立心以“慧”，而有能動性。而心學，立定本心，打開慧門�！爸�行合一”，將人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完全打開。

心法即兵法，心學即兵學，是王陽明的心得。此人用兵，一生無敗，學生問他用兵之術，他說：用兵有什么術!只要學問純篤，養(yǎng)得此心不動，就是術，勝負在“此心動與不動之間”。

思想者小路

在前往貴州途中，路過長沙，王陽明專門去了岳麓書院。走在岳麓山里的一條小路上，他應該想起當年“朱張會講”盛況，張栻當時主管岳麓書院教事。

盛況時，誰能想到朱熹晚年會有那樣一番憂憤悲苦的遭遇，竟然會在一片皆曰可殺聲中絕望而死。不過，人死了，思想沒有死，連迫害者都死了，被迫害的思想還是不會死。思想者需要平反嗎?不需要。他寧愿受難。

那么朱熹呢?他的思想不是從偽學變成理學，他本人不是從偽人變成圣人了嗎?這難道不是平反?當然不是，那是王權主義向自由思想讓步，是一代王朝被思想者征服。當然，不是被一個思想者征服，而是被一代又一代思想者用思想征服。

思想，要傳承。思想者，要有接班人。書院，便應運而生。統(tǒng)治者有王朝，思想者有書院。書院，是思想國，是思想者的共和國。有自由的思想和獨立的精神，還有共和的制度與生活。書院，是思想者的家園，思想共和，是共和國的根。文化中國在，書院就在;書院在，思想者不敗。

岳麓書院在，白鹿洞書院在……朱熹一生開辦、修復、主講70所書院，從他一出生就開始算，平均每年一所書院，都分布在江南岸。這樣一支思想大軍，代表文化中國出征，以書院的形式北伐，從江南到江北，到淮南，到中原，分布于黃河兩岸，延伸至龍門—碣石一線。中國的思想者們，就這樣以思想的傳播和書院的拓展，收復國土和國權。

還在南宋滅亡以前，宋理宗就為朱熹“平反”了，但其實這是多余的，因為幾乎就在同時，北方的元朝已經(jīng)認同了朱熹，而南宋離滅亡已經(jīng)不遠了。朱熹勝利了，不在于王權終于認同了他，而在于他和他的弟子們用思想完成了北伐�？伤麆倮�的同時，也就是失敗的開始，王權認同了他，也占有了他。

民間思想一旦成為官學，就像離開了大地的安泰一樣，失去力量。是誰將朱熹高高舉起，使之喪失發(fā)展的力量?是朱元璋。這位草根帝王深知民間思想的力量，離不開民間社會的土壤，他將理學從民間移植到了官方。這一移植，思想者就異化，這異化很可怕，能徹底打敗思想者的，也就只有這異化。

到了20世紀末，龍應臺女士也走在這條當年朱熹、王陽明走過、曾國藩和毛澤東接著走過的小路上，她在想，這千年書院為什么“時而房舍巍峨，書聲瑯瑯，時而斷垣殘壁，鬼影幢幢”?這樣的情形，不僅出現(xiàn)在書院，還出現(xiàn)在思想者身上，例如朱熹，究竟是什么使他的形象變成“斷垣殘壁”，使他的思想變得“鬼影幢幢”?“全是那政治的霸權”，可王陽明怎么想?

王陽明不知道有一種國家叫做共和國，不懂得還有一種政治叫做民主政治，當他從貴州回來，再次走在這條小路上，他依然還是反求諸己，從內心深處拿出良知。最根本的解決，是政治解決還是道德解決?他認為，是道德解決。因為他不知道于“君君臣臣”之外，還有其他途徑和方式的政治解決。

而道德的根柢，就在內心里孕育，良知的光芒，燦如星宇。那就用良知來照亮一切吧!它的光源就在我們的內心里。良知的光芒，灑落在這條小路上，這光芒里，也許就有龍應臺女士所說的對于政治霸權的抗爭力量。她發(fā)現(xiàn)，“書院之所以建了又毀，毀了卻總能再建”，就因為民間有這力量。

這力量，不僅來自良知，而且來自“學問”，她說：“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”，一個社會已經(jīng)認為“學問”和“思辨”是維系文明的根本，那它一定就是一個思想發(fā)達、海闊天空的社會。那是對書院共和時代的贊美，對自由化社會的贊美。這條小路就是通往書院的共和之路，通往自由化社會之路，從這條小路上走出來的近代湖湘文化，便是“思想發(fā)達，海闊天空”的文化。

共和國的根

自有書院以來，沒有任何一所書院，能比岳麓書院更為有始有終了。

當年“四大書院”，北方的早就衰落了，只有江南的岳麓書院和白鹿洞書院在發(fā)展，宋代朱熹就在這兩所書院講學，明代王陽明也在這兩所書院講學，可到了清代，連白鹿洞書院也衰落了，而岳麓書院卻更加蓬蓬勃勃地發(fā)展起來了。沒有一所書院，能像岳麓書院那樣集中反映并代表一方水土。白鹿洞書院不行，東林書院也不行，惟有岳麓書院能自豪地說，它代表湖湘文化。湖湘本土上，幾乎所有的民間思想者都與岳麓書院有關。自從朱熹和王陽明這兩位偉大的講學者來播下了理學和心學的種子，湖湘文化就在岳麓書院里成長起來了，不光擔待一方水土榮辱，還要擔待一國命運興衰。

湖湘文化，從“格物致知”里抓住“物”——格物，格物不是致知，而是致用;從“知行合一”里揪出“行”——力行，力行不是求知，而是經(jīng)世，走出經(jīng)世致用一路。明清之際，王船山以經(jīng)世致用，為湖湘文化開山;曾國藩以理學治軍——格物，以心學用兵——力行，以圣化集大成。

自曾國藩以來，岳麓書院可謂英雄輩出，中國近代史上，那些最悲壯、最有血性、最為壯麗的事業(yè)，幾無一不與湘人有關，從近代史來看，共和國之路便是從岳麓書院里走出來的。

青年毛澤東

青年毛澤東指點江山，說了一句：吾于近人，獨服曾文正公。這位曾文正公治學，是上法孟、莊，下效陸、王，調和朱、陸。他說，孟子有光明俊偉的氣象，只有莊子與韓愈與他像;王陽明亦有光明磊落的氣象，但文章，不及他們跌宕。他又說，明代論學，每尚空談，惟陽明能發(fā)為事功。對于朱、陸異同，他說：兩先生全書俱在，朱子主道問學，何嘗不洞達本原?陸子主尊德性，何嘗不實征踐履?他以這樣的學問，帶出一支湘軍，用槍桿子和筆桿子，一起來推動歷史的進程，在王安石以后，以對外貿易和富國強兵，使重商主義在近代復興。有人批評他，只顧個人名節(jié)，不顧民族大義，沒有國權思想。當他平了太平天國運動，天下唯他馬首是瞻，可他卻裁軍了，令無數(shù)英雄扼腕嘆息。

朝廷自以為得計，使湘軍分而治之，曾、左、李三分湘軍，看似分了他權勢，實則三足鼎立，形成犄角之勢，平時互相爭吵，關鍵時刻共同維持大局。曾家一軍，其勢難以發(fā)展，兵分三支，湘軍據(jù)兩江，而入閩浙、蘇滬之地，握東南半壁。其后，曾軍雖裁，但左、李二軍發(fā)展起來，有三分天下之勢。李軍通過剿捻，其勢進入中原;左軍通過西征，從東南貫通西北;而他卻依然坐鎮(zhèn)兩江，擁有東南半壁。就此而言，他不僅打下天京，而且還暗勝朝廷。朝廷雖然還是朝廷，可天下已悄然轉移，不知不覺地都落在湘軍手里。三人小罵大幫忙，縱橫捭闔，鼎立天下，真是三個英雄一臺戲!

什么叫老成謀國?這就是。什么叫和平演變?這就是。船山先生與滿清不共戴天，可曾卻為船山先生出版全集，這是何意?是因為他有了近代的眼光，不再以傳統(tǒng)的改朝換代的革命為政治目的，而欲以重商主義為我民族復興之契機，他的學生李鴻章，得了老師的真?zhèn)�，辦洋務不遺余力。

曾國藩死后，左宗棠和李鴻章，兩人接著吵，但一個占有西北，一個握住東南，使國權繼續(xù)從滿人向漢人轉換，從湘軍，到淮軍，再到北洋新軍，漢人按部就班收復國權。曾死后，李接班;李死后，袁世凱接班�？上О。�重商主義的洋務運動，受挫于中日甲午海戰(zhàn)。這一戰(zhàn)，促使自由主義的變法運動提前，將和平演變打亂。

在戊戌變法中，岳麓書院又貢獻了兩位最英勇的青年：譚嗣同、唐才常。譚嗣同說，各國變法無不流血，為中國變法流血，從我譚嗣同始。于是，革命軍起。從岳麓書院里，還走來兩位鐵血好漢，他們是共和革命的先驅者：黃興——武裝斗爭的力行者，宋教仁——議會斗爭的先軀者。推翻滿清王朝，結束帝制政體，是靠了兩條政治路線的合力。一條是從曾國藩到袁世凱的漸進的改良主義路線，從洋務運動直至君主立憲，實現(xiàn)和平演變;另一條是以孫中山、黃興、宋教仁為代表的共和革命路線。這兩條路線，都來自岳麓書院，所以，我們說岳麓書院，是共和國的根。

武昌起義后，以曾國藩、李鴻章、袁世凱為代表的和平演進路線和以孫中山、黃興、宋教仁為代表的共和革命路線，一旦握手，清帝就退位了。后來袁世凱竊國，背叛共和革命，復辟帝制，護國將軍蔡鍔以抱病之軀，嘔心瀝血，在西南作殊死戰(zhàn)，他也曾經(jīng)是岳麓書院一書生。

接下來，大革命時代就要來臨了，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寫了《歡迎湖南人底精神》一文，他在文中問道：“湖南人底精神是甚么”?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，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者!幾十年前的曾國藩、羅澤南等一班人，是何等“扎硬寨”、“打死戰(zhàn)”的書生!黃克強歷盡艱難，帶一旅湖南兵，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;蔡松玻帶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湖南兵，和十萬袁軍打死戰(zhàn)，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!

陳獨秀忍不住，還要發(fā)問：湖南人這等奮斗精神，現(xiàn)在哪里去了?聽了這掀天揭地的一問，青年毛澤東，走下了岳麓山……